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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共党员所感悟到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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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共党员所感悟到的马克思主义

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发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错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企图用暴力手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不公平,实现所谓的社会主义进而共产主义,诱使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包括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仅没有摆脱贫困,而且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无法挽回的历史倒退和不可估量的损失。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根本错误在于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用唯物主义(唯物论)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并由此推断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我认为,其中所包含的主要错误有以下几点:①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最先进的阶级,代表着现代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唯阶级论);②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社会发展,把阶级矛盾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③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否认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张用暴力手段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④否认雇佣劳动关系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意义,将劳动创造价值异化为剩余价值,激化阶级矛盾;⑤夸大物质生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唯经济论),否定人的意志、精神(人文思想或精神文明)对人类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下面分别叙述。

1、无产阶级不是先进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向。

历史上一切先进阶级必须是拥有生产资料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阶级,才能代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也不是先进技术的掌握者,因而它从来不是,今后也永远不会成为先进阶级。也许“无产阶级”这一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无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先进阶级的。而资产阶级是现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唯一代表,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一个阶级像当初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那样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可以取代资产阶级的阶级,而没有可以取代资产阶级的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而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

我们知道,新兴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也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从那时起它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因为它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就像新兴地主阶级在奴隶社会属于劳动人民一样。资产阶级只是在推翻封建制度后成为了统治阶级,但也决不意味着它就此失去了先进性,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壮大成为先进阶级(如果它能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的话),这一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一直到今天。如此看来,一个阶级是否具有先进性,不能按历史阶段来划分,不能说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是先进阶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了反动阶级。也不能说被统治阶级就是先进阶级,而统治阶级就一定是反动阶级,只能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为标准。因此,近现代的先进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

由于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具有先进性,因此共产党不具有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也不具有先进性。由于无产阶级不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也不是先进技术的掌握者,因此无产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不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不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完全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
中国共产党不执政还能代表一些人民,一旦掌权就意味着脱离民众,因为它执政以后就背离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把民主抛在了脑后,实行专制(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人民失去了自由,政权走向了独裁,不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这就决定了它已经由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蜕变为官僚统治者,决定了它只能是代表少数官僚统治者的利益,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人民,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不民主就必然专制,而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狼怎么可能代表羊的利益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给法律赋予权威就是仅仅给上帝和理性赋予权威;而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性的东西,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其实,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并不是只有多党轮流执政才叫民主,一党执政也可以较好地实行民主与法治,关键是要让人民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这样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执政党才能赢得民心。这要看执政党执政为民的决心有多大、智慧有多高。不过这样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现在没有做到,今后恐怕也很难做到了,如果对它还存有幻想,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别忘了,权力的欲望是野兽。

2、阶级斗争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引申出来的,是以一切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然制约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社会基本矛盾为前提条件,以两大对立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别代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构建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基本构想,据此推断出资产阶级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应该说,人类社会这两对基本矛盾体和三个要素是真实存在的。马克思错就错在把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完全给了无产阶级,而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罪名给了资产阶级,否定资产阶级也是生产力,而且是生产力的主体的基本事实。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完全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观。而把无产阶级的东西上升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则无疑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一次登峰造极的杰作,无异于宗教迷信的顶礼膜拜,无异于在人们心中又竖起了一尊至高无上、无人超越的现代神灵,无异于扼杀真理,扼杀人们探索永恒真理的勇气。就像西汉时期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一样,使中国人的思想又一次遭到禁固而无法超越前人。这是封建统治者欺骗中国人民的一惯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只是这次是用了洋人的紧箍咒,罩在了中国人的头上。外国人拿它当垃圾,中国共产党却奉为至宝。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历史唯物论的脉络是这样的:由唯物论的物质决定意识,导致夸大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产生了唯经济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唯经济论,导致夸大物质生产者(无产阶级)的决定作用,产生了唯阶级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由唯阶级论,导致夸大物质生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产生了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错,不在物质生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唯经济论),错在唯物质生产者的决定作用(唯阶级论),错在否定社会意识(宗教、思想启蒙和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来印证。一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见的严重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而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比如大多数欧洲国家早在1897~1930年间就相继采取了公共救助措施,实施并通过立法建立了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救助那些没有劳动能力,或收入不足以维持法定的最低生活标准(贫困线)的家庭。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民主法治,极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反而出现了现代信息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和现代文明的产生。

另一个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一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都是在资本主义十分的不发达、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出现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而夺取政权(巴黎公社除外,因为它虽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建立了政权,但它不是在共产党的理论指导下和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而是自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倒是贫穷的农业国家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纷纷起来革命了。当然,有些国家是反抗帝国主义殖民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属于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资本主义模式,比如印度。因此可以说,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本质上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压迫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起义,是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幌子,搞的却是农民运动。比如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非常弱小,没有形成革命的力量,也不存在民族解放的问题,都是通过农民革命夺取的政权。中国革命的经验最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开始是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失败后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美其名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则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不得已转为土地革命。其实农民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土地而革命,这就决定了它的封建性,因此,它所建立起来的政权也必然具有封建性。这些国家本来是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的,只是由于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的压迫而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前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下,便纷纷起来革命了。这场革命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后果呢?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政权腐败专制,人民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甚至不如从前。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东欧剧变,纷纷夸台,投向欧盟。这些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也不符合贫穷落后国家的实际,是根本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伪科学。

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永远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的)和少数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引导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意识的)。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的创新意识(理性)才是促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物质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意识的突破;没有意识的突破,也不可能有物质的飞跃。没有手工业的发展(物质的),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而没有文艺复兴的启蒙(意识的),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其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常态下,物质积累的过程是必须的,而在变态下,意识冲突的结果就是必然的。

3、在人类社会发展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资料私有制仍将是社会生产关系和产品分配的主要形式,这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在社会生产力还远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条件下,用暴力革命不仅消灭不了私有制,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首先,只有私有制才能保障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有可靠的生活物质来源,天上不会掉馅饼,只能靠自己劳动去创造。这就决定了人类目前的生存方式只能是自食其力,也就是说,人们生产劳动所得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后才是贡献他人和社会。这种排他性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生产方式的自私性,因此适应这种生存方式的生产关系只能是私有制,不是公有制。而以社会化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公有制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基本事实。马克思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已经产生,但这种社会化生产还远没有达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生活需要——因而具有实行公有制的可能性——的水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自诩最符合、实则最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地方。

光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还不够,还不能完全保障人的生存权,还必须靠制度加以保障。你的财产可能随时被别人抢了去,你仍然无法生存。“谋财”与“害命”只有一步之遥,往往是一回事,“谋财”等于“害命”,“害命”是为了“谋财”。所以生存权与财产权密不可分,保障财产权就是保障生存权,保障生存权必须包含财产权,只有充分地保障人的财产权,才能有效地保障人的生存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能够保障人的权利,公有制就无法保障你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这是因为:1、公有制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形式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其体制下的所有人必须以它的意志为意志,以它的利益为利益,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否则就不叫“专政”了。专政体制下,别说你的财产了,就连你的那条小命也可能随时被拿了去。私有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是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之上,不否定个人意志和利益,是开放的制度,除非多数人都不满意而推翻它,否则它就是最合理或者说是最不坏的制度。2、公有制不承认私有制,它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是因为在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还有个第三者的利益,那就是当权者的私利。这个私利就是维护执政党的统治,维护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按说这个第三者本应该是为民谋利的,它当初就是打着这个旗号、依靠民众的力量夺取政权的。可它偏偏谋取私利,处处与民争利,打着维护整体利益的幌子,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如果不对个人利益加以限制,就会削弱整体利益,就会瓦解、破坏公有制的根本,一旦抛开整体利益,公有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限制个人利益”的含义是不能让个人利益无限度地膨胀下去,如果你赚的太多了,公有制就要剥夺你的财产了。这一点,中国山西的煤老板们可以证明。因此公有制在制度上是根本否定个体利益的,它与民众的个人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其实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也不难看出公有制的缺陷。整体的发展是以个体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个体就没有整体。然而现在的中国媒体总是强调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其结果就是目前我国一个个个体利益被侵害而熟视无睹,最终酿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其实强调整体利益、大局意识并没有错,关键要看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是否具有普遍性。每个强行拆迁都是个体事件,但由于制度缺陷具有普遍性,就使每个强拆事件都具有了普遍性。而个体利益被侵害成为普遍问题时就是人民的利益被侵害,个体利益也就上升为整体利益了。

其实,保障人的生存权、财产权绝不仅仅是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实质是保障人的经济独立。而人的经济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经济独立的含义是,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赚多赚少,都必须予以保护。“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财产权保护因此成为社会和谐、社会进步的前提。有效的保护私有财产权,能增强公民的安全感,进而增进其公益心,否则将人人自危,不能自保,也就无暇回报社会。“公益最终是要通过让私人谋取并控制财富,让科学得以自由发展与应用等规范来达成”(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只有保护私有财产权,才能保障人的经济独立,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独立性,人们是不能变得聪明、有用或者幸福的”(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人类的最高理想和境界应该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是“他们能够接近所有这些快乐的来源,并享有多种多样而永不间断的幸福”(同上),而不是某种社会形态(如共产主义);应该是符合人性的(所有人的)、永恒的(所有时间和空间)信念,而不是臆造的、后天的、政治家们(一部分人)的梦想。最大的自由莫过于思想的自由,最大的平等莫过于权利的平等,最大的独立莫过于人身的独立,而这一切都必须以人的经济独立为前提。

其次,只有私有制才能保障人的自由权和发展权。自由权作为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之一与生存权、财产权也是密不可分的。人类没有自由那是不可想像的,没有自由,即使活着,有再多的财产也不会感到幸福。经济独立本身就包含着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个体的经济独立。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自由与发展的关系。

自由,与之相对的是奴役、专制。这么一说,就把“自由”归到政治范畴里去了。其实“自由”源于自然,源于人性。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指人对自然(包括人类自己)的认识和改造的主体地位,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从人类拥有权利的时候起,也开始失去了自由,自由成了“奢侈品”,成了人们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是在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实现契约自由、贸易自由等经济上的要求,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基础之上而产生的,由传统的自由主义发展成为现代自由主义。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阵营的自由观念则主张社会控制论,强调“社会个体的自由必须服从于社会整体的自由和利益”,主张“必须有一种社会控制、解决个体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两大阵营的观点谁对谁错,仅从“自由”的本意来分析,就能判断出社会控制论的荒谬了。

人,面对施于自己的禁锢和不公平为什么会表现出愤怒和反抗?这是人的本性(即人性或理性)所决定的。这种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天生的、自然的,那就是:渴望自由和平等。求生是人的生理本能,渴望自由与平等是人的精神本能,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这两种本能都是人的本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是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本性也必然是自然的、天生的,而不是人为的、后天产生的。社会控制论撇开人性去谈自由,这样的自由,只能是社会控制者的自由,而不是普遍的自由、人民的自由。这无疑是否定人性,否定人的基本权利,实际上是为专制寻找借口。这就是公有制主张社会控制论的目的。相反,私有制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无论是国家的、教会的,还是社会习俗的、舆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权,国家应实行代议制民主,国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国家为保护公民权应实行法治与分权”(《中国大百科全书》)。(我不知道《中国大百科全书》里这些词条是谁编写的,他在强调马克思观点如何正确的同时,也不忘记把资产阶级的观点阐述得如此详实,内容多且丰富,而前者的内容少且空洞,仅此,也可见马克思主义之虚幻、编者之无奈、撰者之良苦用心)。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人生观哪一种更符合人性,更符合人民的意志,更能保障人的自由权。

为什么要从人性(理性)的角度看待自由?那是因为,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人类自已,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和改造世界,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承认不承认理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只承认理性认识(一种哲学概念)依赖于感性认识,但不承认理性,不承认感性认识的合理性(即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又叫唯理论,由法国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儿于18世纪创立)首先来源于人的感性认识,“认为可靠的知识是从先天的、无可否认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性即是以人的自我感觉为出发点,符合人性的即是合理的,不符合的就是不合理的,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第一句话)“自明之理”,所以说人性即是理性,理性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汉语中“情理”一词把“情”放在“理”前面即表明先有“情”(人的感觉)后有“理”,“合情”才能“合理”,“不合情”就是“不合理”,最贴切不过了。但有时也会出现“合情”不一定“合理”的现象,比如为“情”所动而失去理智,做出不合法的行为。但通常情况下,法律法规是以符合大多数人的情理为依据而制定的,特别是宪法,应该是最符合人性、最大的情理,不符合人性的宪法就是最大的不合法,这样的宪法就得改,因此西方国家不断修改宪法,就是为了使其更符合人性。而理性认识必须首先形成“概念”,然后才能进行“推理”和“判断”(理性认识的三种形式)。“概念”就是先有人的感知,然后再给事物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才能形成“概念”。因此,理性认识最适合于科学研究,而对于人的研究和认识,还是应该侧重于用理性主义去分析人的感性的东西,否则人就是客观的奴隶,而不是认识的主体了。如果说它是唯心的,那唯心主义一定有它正确的一面,只是由于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才使我们无法冲破左倾思想的禁固而脱离实际。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理性?是由于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产生了偏差:“人性本善”的儒家思想撒下了弥天大谎。其结果就是:“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竟为自己造出了一个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官场化社会;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人,近500年来竟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而言更富裕、更尊重人道的社会”(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

这个巨大的悖论是怎么产生的呢?“孟子‘人性本善’的根本错误,是他把人的社会属性‘善’当成了人的自然属性,无视人的自私本质。其最大的危害性是:让人误认为自私是恶,使人们都不敢承认自私,结果是人人都充当伪君子”(同上),使中国人成为“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其源就是‘人性本善’”,“给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制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蛊惑了中国人几千年,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渗透进了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传统的中国人格深深打上了主奴意识的烙印”(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

这种对人性的误判使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欺骗和压迫而失去自我、不明是非和麻木不仁,不知道自由、平等乃是自己最基本的权利,人民没有自由,国家没有民主。如果不对“人性本善”的观念加以批判,中国人民将永远无法获得自由和实现民主法治,最终必然会制约中国的发展与强大,这就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紧迫的思想解放和最艰巨的改革开放任务。

目前中国虽然是发展上升的时期,但这是低水平的发展,是由于起点低而呈现出上升状态下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仅仅是经济上的,在民主政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则是十分落后于时代要求,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社会问题而无法得到解决,已经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疯狂的垄断和巧取豪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出现了上层建筑明显制约经济基础的现象,中国成了“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

其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使执政党只能维护政党利益,而置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于不顾,大量个体利益被侵害而得不到根本解决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实,国民利益才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了国民利益就保证了国家利益,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就是这个道理。可执政党却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整体利益)的旗号,把国家财富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国家的经济命脉全都掌握在他们家族人的手里,都是夫人、子女、亲戚、亲信在国家要害部门担任领导,在国家能源、钢铁、化工、通讯、运输等基础行业的重要岗位上担任要职,并在国外有大量存款。当“公共的财宝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就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就只是几个公民的权力和全体的放肆而已”(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于是,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能捞则捞,能骗则骗的乱象成为普遍,“稳定”、“和谐”便成了执政党的当务之急。而所谓的“稳定”,不是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稳定,“和谐”也不是社会公平状态下的“和谐”,而是执政党统治地位的“稳定”及其利益的“和谐”。如果我们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把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政党身上,那将是中国最大的不幸、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

综上所述,发展需要自由的体制来保障,这个体制就是私有制。因为只有私有制才能使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生产力才能获得彻底地解放,才能激发人的劳动创造力,从而极大地创造物质财富,最终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公有制会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一方面,“按劳分配”本应该是私有制的分配原则,实质是“多劳多得”,公有制的分配原则应该是“按需分配”,但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公有制不得不承认“按劳分配”,于是“按劳分配”被扭曲。“多劳”可以,但不能“多得”。“多得”就会瓦解、破坏公有制的根本,因此注定不能让个人“多得”。个体不能“多得”的结果就是谁也不愿意“多劳”,最终使整体不能“多得”。目前我国私营经济规模上不来、经济结构失调、生产效率低下、私营企业融资困难、国进民退的局面就是生产关系被严重扭曲的结果,致使发展后劲不足。因此公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必然抑制人的创造力,制约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公有制下的社会财富必然被权力所垄断,公共资源虽然是全体国民的,但由于他们说了不算,没有支配权,他们也就不再把国有资源看作是自己的了,所以人们对公权力监督制约的愿望是极其微弱的。相反,反正都是公家的、能捞就捞、不捞白不捞的愿望却非常强烈,其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严重的是优良传统的沦丧、思想文化的缺失、道德伦理的败坏和人们心灵的扭曲,误国误民,动摇国本。因此,在社会公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下,其结果必然是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被侵害,而全体国民对此必然是麻木不仁的。

4、否认雇佣劳动的合理性和历史意义,将劳动创造的价值异化为剩余价值,目的是激起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它的核心内容是剩余价值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剥削、榨取剩余价值,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矛盾,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因素和必然性,为无产阶级反抗剥削压迫寻找理论根据。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后来改名为《资本论》)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比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晚了整整十年。也就是说,先有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然后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寻找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据。按说应该是先有理论根据后得出结论,也许是马克思对这一理论早已成竹在胸,所以才颠倒顺序,谁知道呢?

不管怎么说,现代人对这一理论总是不屑一顾,理由很简单:企业不创造剩余价值怎么赚钱?没有利润怎么给员工发工资?怎么养活人?创造剩余价值不就是创造社会财富吗?如果这是剥削的话,那也是“剥削有理”。本来是为了揭示“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今天却成了赚钱的真理。“剥削有理”成为时尚,“利润”、“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代名词,“剥削”、“剩余价值”成为现代人的笑柄。当然,现代人的调侃不能作为判断这一理论对错的依据,应该承认其中的论断是不无道理的。只是把它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唯一正确的科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据就是极其荒谬的了,至少它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经济。

剩余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自由竞争阶段)的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积累的肮脏与血腥,却完全忽视了雇佣劳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仅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奴隶人身。封建社会则比奴隶社会进了一步,封建主虽然也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但农业生产大都由个体农户独立进行,初期以实物地租或劳役地租为主,后期则以货币地租为主,劳动者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一些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甚至拥有商业资本和生产资料,工商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化大生产取代了简单商品生产,社会化生产取代了各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大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于是出现了资本家购买社会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个人或阶级造成的。无产者虽然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但人身却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和解放,这对人类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标志着人类从此摆脱了被奴役、被束缚的枷锁,被解放的不仅仅是无产者,而是整个人类,人类由此感受到了自由和平等,因此,雇佣劳动关系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在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走进死胡同,就只能是对新生的生产关系持否定态度,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说马克思不会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又为什么视而不见呢?这完全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他先入为主地把雇佣劳动关系看作是不平等,尽管这是真实存在的,但仍有它的合理性,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平反倒不合理的道理一样,因而急切地想把它判处死刑,及早地就把预见当作了科学。其实,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完全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而为了把空想变成科学,便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着重从生产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上提出了剩余价值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寻找“理论根据”。其实科学社会主义也完全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预见,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了验证其正确性,马克思急切地盼望无产阶级革命尽早到来,所以当听说巴黎公社起义(1871年)后他激动不已,写信称赞巴黎无产者的革命壮举。可遗憾的是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而是市民自发的一场革命,更不是在第一国际(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起义,而是有部分公社委员是第一国际成员。就是这样一场革命,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编造为“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词汇是他们伪造的)为了证明其正确性,马克思、恩格斯极力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置工人生存现状于不顾,不切实际地强调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最终目的,目的也是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早日到来。

5、马克思主义夸大物质生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把人类历史仅仅看作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或物质生产者的历史,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把生产力的主体——拥有生产资料和掌握生产技术的先进阶级排除在外,否定人类思想文化的历史,否定人的意志、精神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

应该说,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没有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物质基础,就没有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就不会产生那么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艺术上的精神文明。但也应该看到,劳动人民生产创造的仅仅是物质性的财富,是一个物质积累的过程,并不等于发明创造,不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判断创造出的精神性的财富(科学)。如果说物质创造是条件的话,那么精神创造就是结果,没有条件必然没有结果,但有条件也未必有结果,创造条件不等于创造成果。劳动人民仅仅是创造了历史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真正创造历史的永远是少数掌握真理的杰出的历史人物,是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是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引领、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如果没有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圆说以及布鲁诺捍卫科学真理的牺牲精神,欧洲就不可能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不假,但决不仅仅是他们,而是整个人类,统治阶级和少数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不容忽视,否定前者或否定后者都是错误的。当然,统治阶级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外。

马克思主义否定统治阶级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它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而否定少数杰出人物的意志、精神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则完全是它的历史唯物史观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号称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不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否认唯心主义也有它正确的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错误。这是哲学基本问题之一的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何为本原的问题在历史观方面的反映。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便在哲学上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根本对立的派别。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其实,这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只是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对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作的个人表述,他所确立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合理性与表述的正确性都存在问题,令人怀疑。

我个人认为,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也都有其局限性。举例来说,一块石头,只有在人感知它(它是硬的,并把它叫做“石头”)是一块石头的时候,它才是石头,而不是水或别的什么东西。只有意识到它了,它才是物质的,没有意识到它,它什么都不是。从这点上看,意识决定物质。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先有石头,后有人的感知。因此,意识来源于物质,没有物质就没有意识。人也是物质的,没有物质就没有人,没有人,何来的意识。从这点上看,物质决定意识。但人的意识又是表述物质的先决条件,没有人的感知和认识,物质存在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从人类认识世界的角度来看,意识先于物质。这样看来,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只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罢了,非要分出谁是“本原”来并没有实际意义,就像阴与阳、黑与白一样,只是认识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在分析、认识事物时各取所需就行了,只是从其中一面看问题时别忘了另一面。不能把物质和意识割裂开来,也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唯物主义不是绝对正确的,唯心主义也不全是错的。唯物更多的是体现常态的过程和整体的状态,而唯心则更多体现的是变态的过程和个体的状态。

唯心主义或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容否定的。资产阶级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在神学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神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邓斯·司各特)。它以不变的人性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把理性(即人们对人的本性的理解)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不断探索和追求中,迎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完成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蒙,使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光彩夺目,走向了工业化道路,使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中国社会现存在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潮,那就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的观点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加以排斥,这是十分荒谬和有害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出于维护专制统治和政党利益的需要,长期宣染、欺骗和误导民众的结果。因此,中国人民必须及早认清中国共产党反科学、反人类、反进步的反动本质,推翻其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尽早摆脱封建压迫,得到彻底的解放。

    谨以此文,作为我退出中共的声明。              2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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